我觉得艺术生产模式的改变很正常,任何一个观念出来都会创造符合这个观念的形式,这不是中国特有的,全世界都如此。但是,当这个形式创作出来之后就被不断地买卖,然后有人去学习它,有人拍卖,实际上到后来,由观念创造的形式就变成了一个流行的风格,形式背后的观念的能量和它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。我们看艳俗、波普全都是这样,所以西方在(上世纪)7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艺术最关键是它的观念,如果观念是最重要的,那么有没有这个形式甚至都无所谓了。所以才出现了后来的观念艺术。收藏家或者什么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:是不是他自个儿画的?这其实取决于他是要买一个商标还是想买一件艺术品。
观念和制作过程在我看来是可以分离的。这种分离的前提取决于你把艺术当成一个技术,还是把艺术当成一种思考。如果你把艺术当成一个技术,后面的问题就很严重了。而你把艺术当成一种思考,那么它采取什么形式,有没有形式都是无所谓的。传统工作室是艺术家在那儿画,画完了拿出去展览,这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儿了,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工作室的模式受到商业的影响,市场对艺术的影响被前置到工作室阶段,但我们不能因此因噎废食,觉得这种模式本身有问题。
我不太会根据制作模式本身去评判艺术品,我就看作品本身。有的作品即使是自己画的,但迎合市场的成分比加工的东西还要多。虽然有的艺术家使用大规模的团队帮他做作品,但是有质量,有艺术家的控制力在里面。比如说黄永砯,他的作品都很大,但是在制作过程中艺术家的主观意图特别强烈,而且最后的整个作品手感控制得很好,他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比较合适的例子。但是刚刚在上海举办的蔡国强的那个展览让我觉得挺拙劣的,当一帮农民在那按照蔡国强的意思做,表面上你的感觉一样。但实际上是艺术家用艺术界的生产体制和商业,把农民的创作里面最有创造力的地方剥夺了,然后秀给别人看,在我看来这是很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伪善。
西方在(上世纪)6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。极少主义的罗伯特·莫里斯提出反形式的问题,他认为,形式不应该成为观念的桎梏。大地艺术的罗伯特·史密森讲到“熵”①的概念。这涉及到热力学第三定律。简单点说,有一盒白颜色的沙和一盒黑颜色的沙,你把两盒沙放在一起然后抱着盒子跑一圈,白的跟黑的全都一样了,它们混合在一起变成了灰颜色,艺术也是这样。你有一个观念,根据观念创作出一个形式,这个形式后来不断地被艺术家复制,这个艺术家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艺术家。最后这个形式被买卖,变成商业交换里面的衍生产品,甚至从美术馆的衍生产品变到家里的窗帘儿,这都是形式的“交换”过程。在交换的过程当中,所有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和生活中的形式没区别了。当形式不断被买卖、交换、发表、出版,它会导致这个作品能量的消耗和丧失。所以在大地艺术之后,他们就创造了“概念艺术”。因为形式的多样化和流行会导致观念的消亡,所以他们最后说,那就放弃掉形式吧。这是1967、1968年就开始的一个运动。当然后来的观念艺术有点太极端了。但总的说来,从这之后,艺术的手工性、制作感就没有了。像极少主义的很多作品都是艺术家直接打电话到厂房,厂房拿过来订,订了直接安装到展厅,艺术家靠画图来完成(这种沟通)。对形式的追求完全是市场催生出来的,市场是要买一个商标嘛,越手工感的,越独一无二的就越贵。所以很多艺术家当时放弃掉形式,做纯观念就是来反市场。
在目前的情况下,在中国进行大规模 “生产” 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这种艺术生产模式跟我们的国情有关。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都比较便宜。而且,实际制造这种“景观”艺术是中国被迫采取的一个策略。在一种很不正常的文化强权中,中国艺术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失语状态,因为你的文化背景、艺术逻辑跟别人都不一样,所以在这个情况下,你如果沿着西方那种小而精的路子做,是不可能引起关注的。当然我们也看到它确实起到作用了,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,就是去反思这个策略的合理性。比如一味对体量的追求导致作品的表面化和符号性的问题。当代艺术今天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制造奇观的事儿,但是艺术的这种奇观跟一个城市的高楼大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,这就是我们谈商业对艺术的异化问题。
作为策展人,我本身不会仅仅被“奇观”吸引,我更关注它的观念层面有多大的艺术性。但艺术是多元的,你不能说哪一个标准我们挑好了再去实施,这样就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平等主义了,所以大家都可以做自己的展览,历史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合力的作用,不要主观、人为地去干涉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