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历过秦末农民战争的腥风血雨,一切歌颂强权和英雄主义的赞歌不复回响,汉初人民在昔日巍峨的皇宫废墟上开始医治百年战争的创伤。“文景之治”的汉初,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,所以没有产生什么惊世骇俗的石雕杰作。至汉武帝时,国力大盛,经济复苏繁荣,也给沉寂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,自此,石雕创作犹如雨后春笋,层出不穷。可以说,两汉拓石雕艺术是中国古典石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,后世的石雕创作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。
汉代石雕艺术应用范围是十分广阔的,它有大型纪念雕像,有园林装饰雕塑、各种丧葬明器、画像石、墓室雕刻以及各种石雕工艺品。各种形式的石刻建筑也是汉代首创。
汉代石雕的新创造,首先见于汉武帝元狩三年,当时,武帝大肆兴修皇家园林——上林苑,并于苑中昆明池东西两岸,按左牵牛、或织女的形式,设置石刻人像。现在这对石人像仍然留存。
另一方面,我们也注意到“汉昆明池石刻”与先秦石雕,以至汉代人物陶塑的共性,采用简括抽象、变形夸张的手法,传达出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,因而汉代的著名大型石刻都受到了它的影响。
这些石雕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,至今仍以其粗朴雄浑的气势,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艺术爱好者和游人。其艺术魅力在于他们主要是采用了“因势象形”的抽象技法,简括而又传神地表现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。这种象征风格显然与秦俑的表现手法迥异,却使我们联想到先秦的雕塑传统。而且,这咱追求以形写神的象征主义风格,一直在左右着汉代的各种石雕创作。渴望以粗犷的形式,表现精神的世界,这成了汉代大型石雕的主流。
另一方面,我们从汉代的石雕作品,也同样能感受到各种生活的气息。政治上的独尊儒术,并不能持久地维护帝制的法统,封建社会通过内部的自我破坏、调节,又为东汉的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。在偏安一隅的四川地区,石雕创作特别发达,这与当时盛行厚葬有关。厚葬的根源是来自于汉代崇奉孝道的大行,古者“事死如生”,所谓养生葬死,生极其欲,无形中汉墓就成了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。一方面,贵族富豪以死后仍能占有他们的下人为自豪,另一方面艺术家在秉承权贵意志的同时,也乐于塑造自我并融入美感受。
汉汉雕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,是任何时代的艺术作品都难以比拟的。所以汉代雕刻家往往是采用象征写意的手法,来刻划这种可供观者发挥想象窨的场景。就其艺术高超的表现力而言,它们与古印度著名的同类石雕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汉代先是流行黄老思想,其后道教和巫术极为盛行,同时他们又与原始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,这些庞杂的思想也时刻在支配着艺术家的创作。因此,从石雕的浮雕形式来看,它十分注重现实与幻想的结合。另外,其所刻划的形象,线条飘逸灵动,动作夸张,人神杂糅,给观者一种天上人间之感。它们虽然是石雕作品,其实最能传达出汉代绘画艺术的神韵。
我国目前尚存的最古老的石雕建筑,要首推出东肥城孝堂山石祠。它本为建于坟墓前的石造享堂,实为仿木建筑形式,呈单檐悬山顶面阔两间的结构。石祠的内壁刻满了石雕画像,实为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博物馆,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艺术,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中国古代的骑战狩猎始于春秋,但规模和战马都具有原始形态,经数百年至两汉的发展,才达到空前的盛况。孝堂山画像骑射图就再现了当时一个激战的场面,动势夸张战马在疾驰,人在弯弓引射,有的人用矛刺翻马上的敌人,形象刻划皆英武而紧张。骑战下方是行猎图,手持猎具的猎人,向前追逐的猎犬,都体现了紧张生动的生与死的搏杀情景。这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,不要说上古绘画,就是中古作品也极为罕见,通过汉画像刻石,我们不仅可以深解汉画的笔意,也可进一步地颔会汉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。
如同古代埃及的艺术一样,汉代创造的各种石雕艺术的奇迹,都可说是为了“来世”的艺术,我们不妨统称之为“陵墓艺术”。
综上所述,两汉许多石雕艺术杰作的涌现,都充分地证明了汉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。艺术的繁荣,与当时的经济、政治伦理、宗教哲学观、原始信仰、礼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,最终促成了石雕艺术的发达,并奠定了其基本形式向更完美的境界发展的必要基础。可以说,后世石雕艺术的发展,完全要取决于它在建筑艺术中的应用广泛程度。从汉代的石雕艺术,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高级的和一般的建筑形象,而且看到了石雕艺术发展的光辉前景。因为汉代建筑已经综合地运用绘画、雕刻、文字等形式作为各种构件的装饰,并达到了结构与装饰有机结合的程度,这正是后世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最常见、最基本的手法。
艺术所装点出的繁华,并不意味其背景是太平盛世,事实上它却标志着衰落的开始。所谓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,这是两汉末年的写照。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榨,贵族豪强堕落的腐朽,终于导致了不堪痛苦的人民的反抗,东汉帝国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走向崩溃,中国古代社会从此便走向了动荡、分裂割剧的漫长岁月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。